魏晋南北朝时期，书学空前繁盛，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虞龢在《论书表》中提出“古质”和“今妍”的理论。《论书表》是一篇以“二王”书迹为中心的论书文献，虞龢根据“二王”的书法风格和时代背景，提出“古质而今妍”的书体风格论，这不仅是书法风格的转变，也是审美范式的嬗变。
虞龢《论书表》中言：“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这段话提出了“古质”和“今妍”的美学观念，他认为“古质”和“今妍”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分析钟繇、张芝、王羲之和王献之“四贤”的书法风格发展，探讨了“古质”到“今妍”的发展，张芝善章草，而章草由草隶演变而来，与钟繇书法同属篆隶系统，在书法上多有质朴之风；王羲之与王献之一路的新体即行楷系统，属于妍美风格，王献之在王羲之的风格上进一步妍化。且“二王”早年较晚年质朴，大王又较小王质朴。这些都是虞龢对书法风格从“古质”到“今妍”的证实。但从当代的角度上观察书法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唐朝时初唐四家的书风妍美而颜真卿较质朴，颜真卿后期书风较前期也更加朴拙。所以“质”和“妍”并不是虞龢所说的“数以常之”，而是如唐代孙过庭所说的“质以代兴，妍因俗易”。书法的质朴风格因时代的发展而兴起，妍美风格也是随世俗发展在不断变化的。但是虞龢的理论对于探究魏晋南北朝书法风格的嬗变来说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体现了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书法发展的宏观脉络。
虞龢谈到钟繇和王羲之的书法有着“古质”和“今妍”的区别，钟繇属“古质”，王羲之是“今妍”。质指质朴、拙厚，妍指妍美、飘逸。这是书法历史上的风格大转变，王羲之所开创的秀美之风，对后世书法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得到了空前发展，是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楷、行、草相继产生并发展起来，篆、隶、真、行、草五体兼备，新体旧体共同发展，书法艺术走向自觉。钟繇是这一时期新旧书体的集大成者。
钟繇擅长“三体”，即隶书、楷书和行书，并在这三种书体上都有极高成就，尤其是楷书，被后人称为“正书之祖”。他的《荐季直表》中的字势结构与我们现在所见的唐朝及之后大部分的上密下疏的结字形态不同，他所呈现的是上疏下密，重心靠下的姿态，给人一种质朴拙厚的感觉。刘熙载说：“正行二体，始见于钟书，其书之大巧若拙，后人莫及。”“评钟书者，谓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此易知也。”如他所说，钟繇楷书“拙”和“愚”的特征，体现出自然朴拙的书风，即“质”。在钟繇的楷书中也体现着飞动之势，流动之美。他在书法中强调：“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说明他的楷书创作在古雅中也注重灵动和流美，体现在《宣示表》《贺捷表》等作品中，为新体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他的书法风格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王羲之所临摹的《宣示表》，在钟繇的基础上向妍美之风发展。长期以来，世人常常将钟王并称，认为钟王的笔下保留了汉魏古法，所以显得高古。傅山曾言：“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
王羲之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由“古质”审美范式转向“今妍”的重要里程碑。他的书法风格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就学于卫夫人，卫夫人书法风格风流妍美，唐代韦续评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又若红莲映水，碧沼浮霞。”其二，中年王羲之博采众长，全面继承和发展。他放眼于整个书法史学习和探索，并且投身于自然，把自然艺术融入书法，使书法风格进入新阶段。其三，晚年的王羲之勇于变法，敢于创新，自成一派，从而彻底完成到妍美书风的转变，即我们所说的“妍”，境界达到顶峰，创造出全新书法风格。
王羲之的作品《兰亭序》便是一幅极妍之作，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王羲之和友人于兰亭宴集，在美景中微醉写下了清逸秀婉的神品《兰亭序》。全作章法布置参差多变而又浑然一体，字形欹侧而不失重心，用笔上中锋侧锋交替出现，线条流畅，字体极尽变化，楷草兼施，平稳又见险峻，相同的字使用不同的表现方式，如全文二十余个“之”字，都加以变化，无一雷同。点画情趣盎然，心手相应，一气呵成，通畅自在。全幅意境浑穆，神气洞达，潇洒散朗，乐中含悲，悟生命玄理。
王羲之将汉魏拙朴书风转为秀丽妍美书风，他的书法风格在钟繇的基础上摆脱了隶法，对后世的书法艺术发展也产生了极大影响。首先是王献之，他不仅传承了王羲之的“新妍”书风，还创造了新的风格。《南齐书·刘休传》中说：“羊欣重王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贵之。”可见，晋末至南朝初，王献之为代表的飘逸妍美的“新风”已经迅速传播开来，甚至超过了王羲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钟繇《荐季直表》、王羲之临钟繇《宣示表》以及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的风格对比中可以看出从“质”到“妍”的发展。在风格转变中，促进了“新体”的诞生，这是书法史中的革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虞龢的《论书表》中，“古质而今妍”被赋予了审美范式的内涵。“质”和“妍”作为艺术风格，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
祝嘉《谈“羲之俗书趁姿媚”》中说道：“书法这东西，有研究的多喜古拙，一般只知妖媚，见重于一时，就是这种情形。秀丽人人都懂，古拙就‘曲高和寡’了。”他认为古拙书风才是内行人喜欢的，而妍美一路普通人都能看懂，所以当代大家的创作都在追求古拙之气。但妍美一路也有其独特性和价值意义。从艺术角度看，妍美之风体现了法度的完备，规范中便于操作，简捷中宜于书写，且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可塑性，为后世提供书写范式。作为书法艺术风格来说，每个时代都有质妍并存的美学特征，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魏晋及其后世的书法审美走向。在创作中也不能单一追求“质”或“妍”的某一风格，不拘泥于成法，要融会贯通，思考质妍结合的书法风格。
